管理学上有一个理论，叫XY理论，在1957年由道格拉斯·麦克里戈提出。
这个理论根源上是两种假设。
在X理论中，假设大部分人天生就是懒惰的、逃避工作的，而且没有雄心大志，甘愿受人领导。人们工作的原因只是为了满足基本的需求，根本不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工厂中，管理机械化流水线工人的管理者大部分都是这套理论的忠实信徒。管理的工作就是让工人们不出差错地拧上十万颗螺丝，或者，按亚当·斯密说的，截断四万八千根针。出错了？惩罚就是了。
而在Y理论中，我们假设大部分人都是勤奋而有创造力的，人们在做事的时候能够自我指导自我控制，不仅不会逃避责任，还会主动去寻求挑战实现价值。如果按马克思的话来说，就是“精神极大丰富与满足”，工作学习和吃饭睡觉一样自然。这种理论的典型运用就是当下各种宽松的互联网公司，尊重员工的创造性，给予自由度，用激励来鼓励员工。你想要游泳？谷歌在楼顶给你建了一个。
这两种理论没有对错，而且就现实来看，这根本就是共存的。
回到先秦，从XY理论这个角度看，儒家稍有些模糊。但至少在那个时代，我认为，其对民众的假设更偏向于Y理论那一边。道理很简单，儒家认为，只要礼乐制度运行良好，所有人都会长幼有序社会安泰。就像Y理论讲的那样，只要给员工一个好的环境，他们自己就可以实现价值。
而问题在哪儿呢？在环境。
《论语·阳货》里孔子讲：
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虽然这个“性”到底是“性善”还是“性恶”，儒家内部都一塌糊涂。但只要社会大环境提供的“习”都还可以的话，儒家认为，人们都还是淳朴善良的。所以上层要做的，别瞎搞，君臣父子就可以了。
题外话，虽然孟子荀子两边的性善性恶争论很大，但两者的共同点，都在强调后天的努力。用我们现在的话讲，叫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。于孟子来说，是“养浩然之气”；在荀子这边，为“积善成德”。
而法家，毫无疑问就是X理论。
韩非子自称他的思想传承于道家，所谓“君无为，法无不为”。虽然看起来像是什么都不用管的样子，实则样样都要管。比如，《韩非子》一整本书都在讲刁民要怎么治。
但要注意的是，法家提倡的“法”和我们今天提倡的“依法治家”完全是两个东西。关键在两点：其一，法本身判定使用的问题，也就是“原心定罪”的问题。不过这一点今天不谈。其二，法的本身存在依据问题。
孟德斯鸠在《论法的精神》中讲过好多种类型的人为法，像专政体制、君主体制、共和体制等等，不同体制下的法，其内在性质都不相同。而卢梭在《社会契约论》中论述过一点，法律应当来源于民众朴素的社会契约，民众让渡一部分权利以维护社会秩序，而让渡出的这部分权利由政府代管，于是政府才有强制的“权力”。这也是现代大部分国家法律的合法性来源。
或者说，是看上去的合法性来源。
毕竟《共产党宣言》有一句说得好：
“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！”换个通用的说法，就是：
“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。”
如果你的实际统治阶级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，那法律大概率就在维护人民的利益；如果政治变成了上层精英纯粹的博弈游戏，那法律在如何运作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先秦法家最根本的问题就在这里：他们没办法让“法”大过君主。也就是说，统治阶级永远是那一小撮贵族，而“法”，永远是他们手里的玩物。
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，但其内在的思想其实有着相当长的历史。一般而言，我们说最早搞出“法”这一套雏形的是管仲，被称之为齐法家。管仲辅佐公子小白，把齐国搞得风生水起。他的政策最重要的两条，一是礼义道德教化，显学儒家那一套；第二，君臣上下无论贵贱皆从法，所谓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。
法家思想还有另一派，叫做“秦晋法家”。这一派与齐法家的最大区别在于，他们将礼乐教化那一套完全抛开了，认为那东西没用。最典型的是商鞅，重刑法开郡县，但对礼乐嗤之以鼻。
当然了，就像我们上面论述的那样，这两种法家思想在实际运作中都会出问题。管仲这一套靠的是齐桓公对他的信任，当管仲一死，他这一套立马出了问题，连萧规曹随都做不到。而商鞅更不用提，他要是成功了，中国历史就不会是外儒内法了，只会是单单一个法家——要不是秦帝国失败，汉朝哪会回头去找儒家。
法家的信奉者下场好的也不多。原因和上面一样：根本上，当你推行你的政策时，唯一的依仗是君主对你的信任。这中间，君主、信任都不是什么稳定的东西。而另一方面，你的政策做坏了，你当然是要负责的；而即便做好了，也不大可能活着。韩非子就是被秦王毒死的。比这更典型的，就是商鞅。
而之所以现在一提法家就是韩非子，有几点原因：
首先，他整合了上面两家之长，是集大成者。
其次，这个人段子写得相当之好。可读性强，趣味性高，还能让你多想上两回。思想传播起来有天然的优势。什么“自相矛盾”、“买椟还珠”、“滥竽充数”、“负薪救火”等等等等，比现在的微博大V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。
题外话，先秦诸子们都喜欢编故事，毕竟故事是最易于传播思想的。庄子孔子墨子甚至鬼谷子都是此道好手，而韩非子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相较而言，上面提到的孟子虽然雄辩，但编故事就比较差，故事经常逻辑不通语失其义，后世还有一堆人讥讽他，典型如这一首诗：
乞丐何曾有二妻，邻家焉得许多鸡？
当时尚有周天子，何事纷纷说魏齐？最后，韩非子曾经是荀子的学生，是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的，对儒家那一套了解颇深。这就为后世要“外儒内法”的人们提供了便利。
我们知道，荀子是稷下学宫的祭酒，而另一方面，齐法家管仲学派的形成就源于稷下学宫。或许他也就是在那里渐渐转向法家的吧。
韩非子的法家思想，有两点关键：
其一在于对“君主”的处理。我们前面说，法家的悲哀在于他们没办法让“法”大于君主。而在韩非子这里，他不像齐法家那样追求所有人都要遵守法律，而是摆明了，君主就是不一样的。
当然了，这也无可厚非。在那个时代那个生产力环境下，这不仅是政治正确，还是天条。想不承认的都是掩耳盗铃。对此，韩非子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，劝君主“无为”。是为那句“君无为，法无不为”。
其二在于对“臣下”的处理，也就是“忠”的问题。这是最能体现法家的“法”其反动性的地方。
我们来看一段话：
“夫为人子而常誉他人之亲曰：‘某子之亲，夜寝早起，强力生财以养子孙臣妾’，是诽谤其亲也。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厚而愿之，是诽谤其君也。非其亲者知谓之不孝，而非其君者天下此贤之，此所以乱也。故人臣毋称尧、舜之贤，毋誉汤、武之伐，毋言烈士之高，尽力守法，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。”
——《韩非子·忠孝》这段话是这么个意思：如果有个做儿子的，整天跟他父亲讲“别人家的老爹”——像父母们讲别人家的孩子一样——你看那谁谁谁的爹，每天都披星戴月早出晚归，赚那么多的钱全用来供养子孙后代家庭用度，人家这个老爸当得可真称职！毫无疑问，讲这种话根本就是在指责父亲，绝不应该。这样的儿子简直混蛋。
但同样的道理，你做别人家的臣子，却整天在君主耳朵边上讲以前那尧舜多么好多么会治理国家，你这不就是诽谤君主嘛，跟那些不孝贼子有什么区别？
整天讲自己父亲坏话的，我们都还知道这个人不孝；可到了诽谤自己君主这件事情上，怎么天下却都开始说这个人贤明了？
所以他最后说，臣子不要劝谏，不要讲尧舜汤武，你就守法做事专心侍奉君主就行了。
还有一句：
“为人臣则忠，为人父则慈，为人子则孝，能审行此，无官不治，无志不彻，为人上则明，为人下则圣。君鬼（作“怀”）臣忠，父慈子孝，政之本也。”
——《为吏之道》看起来特别儒家。但这其实出自秦简《为吏之道》，是秦帝国发给公务员的管理手册。
在臣子与君主的问题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法家运用了一种类比，将君臣与父子直接联系了起来。从而把“忠”提高到了和“孝”同样的高度。
这中间有一个假设：君主在臣子心中的地位应该与父母亲的地位是一样的。
在先秦，儒家不认为“忠”是多大的事。而在汉之后，所有的儒家学者都承认了，“忠”和“孝”是一回事，君主与父母也是一回事。
于是乎，后世就开始奉行这一句：
“为人臣不忠，当死”。
——《韩非子·初见秦》至此，法家不再是先秦诸子心中治理国家的一种思想，而完全蜕变成为了贵族阶层统治国家体现意志的工具。
法家的“法”，和依法治国的“法”，也完全成了两回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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